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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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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7-09-18 | 我要投稿 | 留言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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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Ο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在台湾的蓬勃发展，逐渐受到宗教研究者的重视。一般认为，这是台湾社会解严后新兴宗教团体发展的另一波学佛热潮。本文乃是“台湾新兴宗教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主题计划下的子计划之部份成果，由于初步的研究主要为了解在藏传佛教中心快速增长的蓬勃表相下，其实质的发展内涵与问题；因此，将较少着墨于功能性的探讨。
在分析藏传佛教中心的发展情况之前，作者先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背景，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作一回顾，并提出藏传佛教发展上的几点特色，包括融合巫术成分的神秘性﹑上师在传承上的重要地位﹑政教合一制度﹑以及法王制和支持法王制的活佛转世思想等。
其次，本文从过去的文献资料与相关研究中整理四大派──宁玛﹑萨迦﹑噶举﹑格鲁派等在光复后至八Ο年代初期的发展概况，以及八Ο年代以后各派喇嘛或仁波切来台弘法的历程。最后，乃针对各中心的基本资料调查与中心负责人的访谈，分析台湾藏传佛教中心的分布状况﹑上师或喇嘛长驻的比例，以及中心的活动内容等主题。
根据初步的研究结果，作者发现，藏传佛教的中心目前虽然以藏籍上师主持的比例偏高，但汉籍上师主持的中心在发展型态上较接近本土的宗教团体模式，而发展上也较为稳定。一般而言，台湾藏传佛教发展有几项显著的特色，包括传法灌顶频繁﹑重视传法而不重修法﹑信徒与上师的语言沟通障碍﹑上师无法长驻指导弟子﹑信徒供养热诚但欠缺护持中心长远发展的意识等等。作者认为，上述这些发展上的特色或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本地信徒的功利心态，事实上，藏僧和喇嘛的过渡心态，以及经济层面的考虑和分配，也是影响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重要因素。换言之，除了外在社会政治条件的可能限制外，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实质发展，相当程度是受到传法者和受法者的背景与心态所影响的。 字串1
一﹑前言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所发展出来的独特地方形式，在对它的称谓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不同的意见，有的称作：“喇嘛教”，有的称“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有的则直称“西藏密宗”或“藏密”。“喇嘛教”一词是早期外国研究者介绍西藏佛教时所用的名称，当时此一名称隐约含有“堕落的低级的混淆型态”之否定意义。西藏人本身不使用且排斥喇嘛教的名称，因西藏人视自己的宗教为纯粹的佛教。因此，今日世界上的西藏学专家学者，已不再使用“喇嘛教”一词。[2]至于“藏密”的称呼也未能涵盖其义，虽然西藏佛教中密宗较显宗兴盛，[3]习惯上也将密宗视为大乘佛教的精髓，而密乘的发达也的确是西藏佛教重要特点之一；但是因为完整的西藏佛教仍是涵盖大﹑小乘，显﹑密教，只是不同教派在传承上所侧重的部分不同。因此，为了顾及其整体性，并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本文将以“藏传佛教”来与台湾主要的汉传佛教作一区别。
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传播到相当广泛的地区。在中国各民族中信奉藏传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羌族﹑裕固族等，汉族中也有少数信奉者。在国外，藏传佛教早已流传到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蒙古﹑苏联等地，近三十年来，又在西方欧美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且被视为典型的东方神秘主义型的宗教，吸引了不少欧美知识分子也引发西方宗教研究者的兴趣，认为这不仅是信仰者对当代社会主流思潮的反抗，也直接对西方宗教长期以来朝向所谓“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产生相当大的冲击。至于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自八０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社会的解严，藏籍喇嘛大量来台弘法开始，带动了另一股学佛的热潮，各派中心﹑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也形成台湾佛教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是研究台湾宗教的新兴现象，尤其是台湾佛教近代发展所不能不重视的。然而在探讨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之前，我们必须先对藏传佛教本身的历史与发展特点有所了解，才能理解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内涵与其问题，因此，底下我们将就藏传佛教的历史﹑教派﹑寺院组织制度，及其在世俗社会的政经地位作一概述，然后整理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过程，最后乃就台湾藏传佛教的中心发展资料分析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特色与问题。 字串2
二﹑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与特色
佛教对西藏来说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佛教进入西藏高原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当地居民信奉一种土著原始宗教，称作“本教”（Bon）。“本教”俗称“黑教”，是植根于西藏原始社会的一种萨满教的地方形式。根据一般西藏佛教史的显示，佛教早在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 581-649年）之前，就已经由各种途径，如中亚﹑中国内地和尼泊尔零星地传入了西藏。[4]不过佛教在西藏初传入时期，就已遭到传统本教的强烈抵制，因此虽有王室的支持，但在头一百年中，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甚至出现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755年），驱逐外地来的汉僧和尼泊尔僧人，这个禁佛运动便是由贵族以本教作为号召基础所兴起的。直到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 755-797年在位）大力倡佛，并在公元779年建立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确立佛教的寺院制度时，王朝中反佛势力仍未完全消灭，而崇佛与反佛势力的相互攻击也反映出西藏政权内部的争斗与对宗教的利用是何等的激烈。即便在西藏当权者同意接受佛教以后，他们之中产生的内部分歧依然存在，在当时，一部分人主张采用印度佛教，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用汉地佛教，可见佛教在西藏的前弘期，其来源与内涵就已相当曲折而复杂。而寺院组织则在王室的保障下，不仅形成一个大规模庞大的经济独立体，同时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甚至参与政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也遭到了既得利益受威胁的传统封建贵族的猛烈反抗。因此，被西藏史书中贬之为“恶魔附体”的朗达玛（dra ma ,838-842年在位），发动第二次禁佛运动，也就不能单纯地被视为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如同汉地反佛人物一样，反佛的势力既是企图从中获得失去的利益，也是对僧伽组织日益壮大，政权的人力﹑财力流向寺庙，僧伽组织的优越地位，僧团经济力急速增长，以及僧众的干预政事，造成对西藏政权稳固的严重威胁的一种反制；换言之，这项对西藏佛教发展打击至深的灭佛事件实际上是在上述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下发生的。[5] 字串2
朗达玛的灭佛运动使西藏佛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丧失了政权的保护，失去了解释宗教的权力。而使一度被压下来的本教再度复苏，并且进行了一番改革，因而在组织与教义上更接近佛教。然而，佛教并未被完全摧毁，在佛教再兴前的过渡时期，佛教是以俗人的方式，或僧人半还俗的方式留传下来，然而也多少受到本教和其它原始宗教的影响，更具有神秘色彩，在结构上，则是以小寺庙的形式来发展的。而其中，仁钦桑布（958-1055年）和阿底峡（982-1054年）对佛教在西藏的复兴具有相当的影响与贡献，一般西藏佛教史将佛教传入到朗达玛禁佛称为前弘期，仁钦桑布复兴佛教以后称为后弘期。他们两者一方面建立小寺庙，一方面翻译经书。仁钦桑布所译的经非常多，显密都有，特别是密宗的经典更多。因此有的藏族僧人认为从仁钦桑布开始，才把密宗提高到和佛家理论相结合的程度，甚至有人认为后弘期出现的西藏佛教教派中，密宗比较兴盛是和仁钦桑布译密经多有直接的关联的。[6]
至于佛教各教派的形成以及其影响力之兴衰，则和西藏封建社会的形成有关。在朗达玛死后，西藏王朝也随之分裂（约842至1260年），九世纪后半期又出现了奴隶平民大起义，造成西藏奴隶制社会的全面解体和崩溃，在没有统一政权的情况下，封建经济是在分散的割据状况下迅速发展的。到十世纪下半期，这种分散的﹑各据一方的新兴封建主已经具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了建立一套新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体系来为其新的封建经济基础服务，宗教理所当然是他们十分需要的工具之一。他们重新迎向在朗达玛灭佛时期被赶跑的佛教，佛教又被新兴封建主迎了回来并大力扶植。这时的佛教已经是吸收了部分本教内容的佛教，形成了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并且同这种分散割据的新兴封建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随着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无限膨胀，新兴封建主之间开始进行互相兼并的战争，这时依附于他们的西藏佛教才开始形成教派。从十一世纪初到十五世纪初，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其间大部分时间里西藏社会充满着新兴封建主的争权夺利，在这时西藏也形成了大约二十几个教派和教派支系，计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夏鲁派﹑格鲁派等。从这些教派的形成和发展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教派的强弱兴衰都是同它们所依附的封建主的经济政治实力的强弱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社会作用及影响力也是和所依附的封建主的势力大小直接相关的。[7] 字串1
由于西藏各个教派之间在理论上原已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而教派中世俗力量的发展又使这种对立更加强烈，使得各个教派的大师们为夺取西藏佛教界的统治权而明争暗斗。一些大的僧团伴随着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治势力的共生发展而兴起，逐渐形成藏传佛教独特的「政教合一」的制度。首先是萨迦派先与元朝政治结合，形成萨迦王朝（1260—1354年），萨迦王朝由叔侄传位，统治西藏近百年，其中萨迦五祖八思巴（1235—1280年）为元世祖忽必烈受封为大宝法王，[8]地位崇高。而该派的僧人从中央到地方均掌实权。到元期末年噶举派不断与之争权，后为噶举派的帕木竹巴王朝所替代，其后内部纷争迭起，最后转为迦斯王朝（1354—1642年）。
在噶举派掌权近三百年中，约有近百年之平治。由冈波巴（sgam popa, 1079-1153年）形成的噶举派在西藏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发展。他的弟子们所建立的寺院系统，成立了冠上氏族名的噶举各派，继承且经营这些寺院的人士，大都与创建当时寺院的施主等有关，后来教团逐渐被一氏族所独占支配，并采取和萨迦派一样“叔侄继承”的方式。不过因每一派都重视各自经济上的利益，因而常采取政治上的行动以自卫，使得教团形同氏族的工具。唯一没有沦落为氏族之工具的噶玛噶举派，其教团领袖的继承方式乃采用“活佛转世制”免于教团听任一氏族之摆布，使得噶玛噶举派形成宗教意识强烈的教团。[9] 字串1
＃＃噶玛噶举派的实力不小，在宗教上﹑经济上都拥有相当力量，在政治上，自元朝以来，和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噶玛噶举派又分成两个小支系，即黑帽系以及由黑帽系派生出来的红帽系。其中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在1407年受明成祖封为大宝法王后，这个封号就成了噶玛噶举的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教专有的封号。到黑帽系十世活佛时，明王朝渐渐衰微，西藏黄教此时已发展成强大的寺院集团，并和噶玛噶举争夺权势，而支持不同教派的蒙古族各部首领甚至到西藏来参与这场争权的抗争，导致兵戎相见，最后则是以黄教寺院集团的胜利而告终。这场争斗几乎是从十六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中期。一直到1653年清朝第一位皇帝顺治对五世达赖正式册封后，黄教才逐渐掌握西藏政权，但是到1750年清廷才正式下令黄教掌权。从此达赖喇嘛的世系，掌有全藏政教的权力，历全清而不衰。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藏的佛教传统分为“旧派”（Nying ma ,宁玛）和“新派”（gsar ma ,沙玛）。一般而言，新派依次包含了噶举﹑萨迦和噶当等派，噶当派后来演变为格鲁派，在这主要四派之中，还包含了许多支派。而一般新﹑旧派即是以仁钦桑布的译经作为分界。在他以前所译的是旧派密咒，在他以后译的则是新派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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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s：研究 初步 发展 佛教 宗教 形成 台湾 教派 社会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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